诗歌属于郑愁予或北岛的时代年轻的诗人在哪里？-ab娱乐平台注册入口

北岛

郑愁予

为读者签名的舒婷

英国诗人李道

诗歌是地下潜流，很难浸润干旱的土地。

——北岛

台风预警，风暴就要来了。

因为不久前“莫兰蒂”造成的损失，厦门高度戒备。直到上周四夜里，风暴从广东汕尾登陆，强度忽然减弱下来。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

比风暴更早到来的，是美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获得2016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也让诗歌，从日渐小众的自我表达，重新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让诗与歌，在分离了许多年后，重新拥抱在一起；让诗评人重新找回存在感。

一架架延误的班机赶在“2016凤凰·鼓浪屿诗歌节”开幕式之前，安全降落在厦门高崎机场，云层很厚，风暴最终没有来。主角登场了。

老派的聚会，流行的直播

因为台风的消息，10月21日，鼓浪屿对游客关闭，整座岛的小资文艺店铺暂停营业。这一天，安静的鼓浪屿属于厦门市民和到访的诗人。

晚上7点，鼓浪屿音乐厅门口跳广场舞的阿姨们按下音响，《好日子》开始播放。音乐厅里，则是“2016凤凰·鼓浪屿诗歌节”开幕式的奏鸣。活动开始前，诗人舒婷来到嘉宾席前，东道主一般和几位嘉宾问好后，匆匆坐在观众席里，有人把镜头对准她时，她显出一些不适意。

活动开始。舞台上，穿着旗袍和中山装的中年表演艺术家们，用字正腔圆的舞台腔朗诵属于厦门的诗，他们把林语堂的一首诗演成小小的舞台剧。台下一位年轻的观众小声问旁边的诗人朋友，“你们参加的诗朗诵，都是这样中年晚会风吗？”

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诗人有着不同的风格，但多少都带了点老派作风。来自印度的诗人墨普德教授有点生气，因为嘉宾介绍的环节里，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他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沮丧，和主办方抱怨了一句。而因为在开幕式环节的精彩致辞，从英国远道而来的李道(richard berengarten)在大合影之后，被各路演职人员拉着单独拍照，老人家很善良地一一应允。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提到自己多年前在英国举办“徐志摩诗歌节”邀请舒婷参加，这次被舒婷请到她的城市，他很开心。李道拄着拐杖，额头汗涔涔，毫无间断地讲着。他从包里掏出中英文的自我介绍小卡片，分发给记者们，又拿出一本以《易经》为主题的英文诗集，和不同记者讲了很多遍希望他写的这本书能成为中英交流的桥梁，希望找到一家中国的出版社为他出版。

第二天一早，以“个人化写作与外来文化影响”为题的论坛举行。室内的布置非常“老干部”，主讲席的长桌被蒙上红布，台下一排排的桌椅码放整齐。也许这场交流被称为“报告会”更恰如其分一点——中外嘉宾拿着已经写好的发言稿，走到主讲席，端坐，开始念诵。因为所有中英文的讲稿早早印好发到座位上，所以，台下的听众们有的眯着有些老花的眼睛低着头学习，有的就干脆拿起大字体的手机在朋友圈里直播。一位诗人拿起手机，开始拍摄小视频，她的镜头绕场一周，写下“诗歌论坛正在进行中~”点击发送。然后，每到一位新的发言嘉宾上台，她都会拍摄5秒的小视频，在语言栏里输入诗人的名字，抄上讲稿里的演讲主题，以“~”为结尾点击发送，2个小时的论坛，她一共发送了28条小视频。类似的朋友圈直播是诗歌节诗人们主要的线上活动项目，吟诵时要发，采风时要发，喝酒时要发，见到北岛更要发。一位嘉宾诗人拍摄了北岛朗诵诗歌的视频，和工作人员反复确认诗名是《序曲》还是《戏曲》后，满足地按下了发送键。

诗歌属于郑愁予或北岛的时代，年轻的诗人在哪里？

北岛出席的交流活动被安排在最后一天，位于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旧址的外图书屋被挤得满满当当。以“诗歌的断裂与传承”为题的论坛只有45分钟，嘉宾们说到，诗歌里表达的战争苦难是宇宙中人类的命运，以及中国的诗歌传承。主题中的“断裂”似乎只出现在嘉宾们的发言之间。在四位嘉宾每人5分钟的发言后，现场开放一个提问，活动就匆匆结束了。散场后的重头戏变成了北岛的签名会。有读者拿来一兜子北岛的书，《北岛诗歌集》、《午夜之门》、《失败之书》、《今天》以及《给孩子的诗》，北岛一一签名。“您一直是我的偶像！”“机会太难得了，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能亲眼看到您。”“好紧张，能和您合张影吗？”“我真的买了您的书，今天真的没有带，能帮我签在本子上吗？”北岛都答应了。皆大欢喜。

列席活动的嘉宾里，年事最高的当属郑愁予。1933年出生于河北的诗人郑愁予，以台湾诗人的身份，用一首《错误》坚守在内地的高中语文教材中。采访时，不同的提问者都以“郑老”开场，但老人家的回答总是与提问游离。当有记者问到今天大众与诗歌是不是有距离、诗歌对于当下人的意义时，郑老说，人人都有诗性。当有记者问到他最近一次到北京来的情景时，他讲到自己上一次来北京，发现城墙被拆掉十分难过，然后一路讲到自己当年巡游中国的经历。当问到有没有读过今天内地草根的打工诗人的作品时，他讲到自己在码头当工人的青年时代……这样用个人经验来回答当下现实的对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工作人员打断了还在激动讲故事的郑愁予先生，并告诉记者们，郑先生有些累了，希望大家让他休息一会儿。一位中年的女读者走来，说自己爱极了郑老的诗，带来60本郑愁予的诗集请他签名。

诗歌节的种种情景一直给人这样的感觉，诗歌，还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郑愁予或者北岛的时代。年轻的诗人在哪儿呢？诗歌节的嘉宾，60%都是冒了一两根白发的中年诗人，剩下的是正值壮年的60后，鲜有年轻的面孔，几乎看不到85后的诗人。一个年轻的身影让人很惊喜，她是来自台湾的女诗人黄冈。她大学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了杂志诗歌大赛，获了一等奖，之后就算出道了。今年黄冈研究生毕业，喜欢和流浪的人——猎人、游吟诗人、流亡作家做朋友。她曾经在台湾边远部落做兼职教师，认识了年轻时立志做猎人的赛德克族的阿鹏，“他放弃了猎人的梦想，说要去台北开公交车。因为有孩子要养。”黄冈告诉青阅读记者，再看到阿鹏时，他在高雄的一个建筑工地做水泥工，“于是我发现，在当代社会立志成为一个猎人，跟成为一个诗人同样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因为一说出口，就要面对‘猎人/诗人都能当饭吃吗’这样的问题。”

另一个年轻的90后诗人的背影，在诗歌节闭幕式“诗与歌的和鸣”音乐会一闪而过。除去诗歌吟诵，主办方邀请三位音乐人带来诗歌弹唱。音乐人蒋山弹唱纪录片《我的诗篇》主题曲《退着回到故乡》，这部电影，这首歌，为纪念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而生。他曾在富士康流水线打工，以写诗作为表达自我愤懑的出口，在2013年选择自杀。舞台上，蒋山在唱歌，屏幕上许立志的哥哥抱着弟弟的骨灰走向大海。这个背影，在打工诗歌未曾被提及的诗歌节上，显得太过渺小了。

年轻人在何处以何种姿势保持诗意？

真正的断裂正是在这里吧。缔造“诗歌时代”的启蒙者与他们的中年跟随者云集，但后来者寥寥。诗歌从来无法成为营生的工具当然是无法回避的理由，但选择写诗、选择读诗的年轻人身在何处以何种姿势保持诗意呢？

“80后90后在自己的圈子里活跃。”《诗刊》的主编李少君告诉青阅读记者，年轻的诗人在校园，“北大的未名诗歌奖、复旦的光华诗歌奖还有武汉大学的樱花诗赛事是学生们比较关注的奖项，但年轻诗人如果想拥有全社会的知名度，还是要通过《人民文学》和《诗刊》这样的刊物。”在他看来，鼓浪屿诗歌节邀请的现今中国的成熟诗人其实不算年长，“外国诗歌节通常会把50岁以上的诗人视为诗歌的主流力量。这么看来，咱们的诗人还算是年轻。”他认为，年轻诗人有些沉寂也是诗歌创作的规律，“一般诗人在大学期间会很活跃，走上社会之初创作会陷入低潮，要工作、要结婚、要生小孩，可能会停顿十年，如果这十年顺利地过去，或者没有顺利地过去，都可能会重新回到诗歌，进入爆发期。”

但新媒体能否真的成为大众与诗歌的纽带，前辈也有着不同于晚辈的回答，“谈起来新的媒体推动了诗歌的热潮，似乎拉近了诗歌与大众的距离。”接受青阅读记者的访问时，北岛说，“但是诗歌是精英文化的内核与潜能，并不是能够代替大众文化的载体与工具。这是两回事。诗歌是地下潜流，很难浸润干旱的土地。”

暴雨终究没有在诗歌节期间冲刷这块小岛。活动结束的第二天，诗人们纷纷启程离开。小岛没有改变，往来于厦门和鼓浪屿码头的船载着游客来来往往，文艺商店门口继续游人如织。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一晚，音乐厅门口，《好日子》还会如约响起。

张定浩：

诗人是荣誉，不能给自己加冕

这是张定浩第一次参加诗歌节，他觉得这样的诗人聚会，会老友、结新朋的意义比启发创作更大。但他绝非一个混圈子的人，甚至刻意的要离圈子远一点。所以，在诗歌节现场，他和几个交好的朋友打了照面一起抽了烟之后，便从诗歌节组织的集体采风活动逃开了。在厦大溜了一圈，又去了一趟莆田，见了几个老朋友。

周云蓬：

诗与歌已经分手诗歌与大众已经分居

“这里能听到海的朗诵。”在鼓浪屿菽庄花园举办的诗歌节闭幕式上，周云蓬演出前如此开场。之后他开始弹唱海子的《九月》，以及改编自鲍勃·迪伦《tomorrow night》的《散场曲》，“找个大排档/一杯一杯到天亮”，混着海风，歌词一遍一遍回荡在海上。他身后的大屏幕上鲍勃·迪伦的照片在循环播放。

鲍勃·迪伦获诺奖，有人打趣说音乐人都看到希望，觉得凤凰传奇有机会凭借歌词冲击一下茅奖。周云蓬倒是没有特别兴奋，“如果崔健得诺奖，也许会兴奋一点吧。鲍勃·迪伦离我太远了，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他的年代。音乐圈里也没有听说谁鸡犬升天，这件事好像发生在火星上。”周云蓬告诉青阅读记者。

他说自己是业余歌手，业余诗人。其实他是被中国文学界加冕过的音乐人，2010年周云蓬的专辑《牛羊下山》发布，其中的一首《不会说话的爱情》在第二年获得人民文学奖诗歌奖。颁奖词说，“作为一个盲人,这个世界对周云蓬来说虽然模糊不清,但他却纵意驰骋、行走无疆。”

说起来，他的状态更符合人们对于诗人的想象，一把吉他，半生流浪，生命里有歌有诗有爱情。他眼中，诗和歌的关系也与爱情有关，“诗与歌像是一对前男友和前女友，分手了好多年的那种。偶尔还能在一起，若即若离。”他大笑，接着对青阅读记者说，“关键时刻要互相帮一下，这次就当鲍勃·迪伦给他们发了一张复婚证吧。”

他写诗，也写歌词。只不过他很清楚，通常情况下这两者是有界限的。“歌词是有目的性的，要针对一群人说明一些事情。写歌词往往会有被无形的群体注视的感觉，这是一种舞台感。但诗就是写给自己的，可以宣泄，甚至是混乱。”在提笔之前，他会和自己说，这是在写诗，别写成歌词。

“能被唱成歌的诗，都是二三流的。”他说《九月》并不是海子最好的诗，“不是所有好诗都能唱成歌，好的诗形式上有太多个性，没有给音乐太多的空间。我很喜欢《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但它就无法唱出来。难度太大了，我不想糟蹋东西。”那么什么样的歌词能称得上诗呢？周云蓬的标准很高，但也形状模糊。“好的歌词应该像十字路口，给人们多向性。”他眼里，中国歌手左小祖咒、万晓利和小河的一些歌词能被称为是诗。

当年北岛的《回答》和崔健的《一无所有》曾经影响了一代人，而今天哪一首诗哪一首歌拥有引领一个时代的能量呢？“凤凰传奇或者《小苹果》有可能吧。”周云蓬笑说。这是时代在退步吗？他笃定地摇摇头，“不被什么东西引领的时代才是好的时代，如果总是被引领，那就是牛群和羊群了。”

诗与歌已经分手，诗歌与大众的关系则更微妙。“诗歌界的八卦事件大众不会感兴趣，但社会生活里的大事件，也很少看到有人为此写一首诗。”周云蓬说，“诗歌和大众已经分居了”。

本版文/本报记者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