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行纳粹礼，德国为什么要严惩历史无知？-ab娱乐平台注册入口

原标题：禁行纳粹礼，德国为什么要严惩历史无知？

前不久两名中国男性游客在德国国会大厦行因为公然摆拍纳粹举手礼，被德国警方按律拘捕。消息一传到国内，一片哗然，两位游客被认为“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

德国国会大厦。

国会大厦是德国联邦议院所在地，拥有一种极为严肃和庄重的政治象征地位。做出纳粹礼亵渎了德国历史。不单纳粹举手礼这一标志性动作被视为违法，任何美化或模仿纳粹主义的言行，在德国都将被法律制裁。

行何种礼，是一种个人自由或个性吗？是小题大做吗？德国说不是，在他们看来是挑战和亵渎历史共识。而那一段历史，是一场极致的“恶”，曾经给德国，以及整个欧洲，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带来过沉重的灾难。

《八月的雾》（nebel im august，2016)是近年德国一部反思历史的电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13岁的男孩埃勒斯因无人照顾进入了一家病院工作，但是他在那里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纳粹的纳粹安乐死计划），并与朋友们团结在一起，企图破坏这个计划。二战时超五千名儿童死于纳粹安乐死计划。七十年来，不胜枚数的德国电影（以及电视剧）参与了这样的历史反思。

撰文 | 李超

德国政府以立法形式惩罚纳粹主义言行是十分严厉的。在德国，制裁这类行径的法律可以参考《刑法典》第86a条“使用违宪组织的符号罪”明文规定——公开使用任何违宪组织的标志、徽章、制服、标语和问候形式将惩处有期徒刑或罚金，而纳粹党早在1945年就已被盟军定义为非法组织。

不单单是纳粹举手礼这一标志性动作被德国视为违法，任何为纳粹主义翻案的言行，在德国都将一边倒地受到法律制裁，德国《刑法典》第130条“煽动民众罪”明文规定——公开赞扬、否认和美化纳粹罪行将惩处有期徒刑。可以说，在纳粹的历史问题上，德国法律没有为言论自由留下任何余地。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译者: 潘璐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3月

何谓“记忆”？阿莱达·阿斯曼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以文学经典、装置艺术等具有象征形式的传承的全部内容为研究对象，考索了文化记忆的种种功能和媒介的形式及变迁，为“文化记忆”搭建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框架。

为什么纳粹历史在德国法律中遭到如此严厉的清算？这就涉及到德国政府对待纳粹历史问题的认知过程。德国知名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指出集体记忆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将历史转化成标准化的记忆，以衡量社会行为的合理性；第一种形式将历史淡化，以实现社会群体心理创伤的愈合。纳粹历史记忆作为一段不光彩的记忆，在德国人集体记忆中突出地表现为遗忘与记忆的斗争过程。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纳粹记忆反而永远被保留下来。

所以，德国人民对纳粹历史的集体记忆就是一个兼有“保留过去”与“忘记过去”的曲折过程。这个记忆过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政治风雨，在政治变迁、人口世代更替、国家统一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不断趋于正面，最终形成今天德国所倡导的反省纳粹历史的记忆。

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跪在波兰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史称“华沙之跪”（1970年12月7日）。

阿登纳时期（1949-1968）

让遗忘来湮没不光彩历史

战后初期，西欧出现一种遗忘“不光彩”历史、重振欧洲并推进一体化的氛围，强调和解与融合的记忆范式，目的在于治疗欧洲人民内心的战争创伤，可以算作是合理的记忆形式。国际上淡化历史伤疤的大趋势，导致战后一段时期内，德国对纳粹历史罪行与罪责表现为沉默。1946年丘吉尔演说中公开提出忘却过去所有的罪恶与仇恨，他认为尽管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犯下罪行和屠杀，但是欧洲各国必须忘记过去所有的恐惧，因为欧洲不能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进。

鉴于这种记忆趋向，德国也表现为集体沉默。从数据上看，1946年只有6%的德国人赞许纽伦堡审判，4年后不到1/3的人赞许这一审判，这表明战后初期德国人民认为盟军处置“不公”、德国尚不具备罪责意识。保守派总理阿登纳顺应这种“沉默”民意，呼吁“将过去忘掉”，在处理与犹太人国家以色列关系时，他也提议两国向前看，不要为过去的历史所累。

德国对历史的集体沉默主要表现为保守派政府主导下的赦免。1949年12月颁布的《不治罪法》第2条规定：“1949年9月15日前所犯罪行被处以6个月或1年监禁的人士及青少年将免予惩处”。1951年3月宪法第131条修正案第3款规定：“1945年5月8日前在各类机构工作满10年者可重新受聘；国防军官兵服役满10年者可重新受聘”。1954年7月《不治罪法》规定：“犯罪人因战前事件或战后事件而无法避免地犯下罪行，将得以赦免。”大量纳粹战犯得以逃脱刑罚。但“即使大部分德国人摆脱了与纳粹有关的法律责任，也不意味着他们摆脱了一切种类的罪责”。

片面地脱罪招致类似1959年新纳粹分子玷污犹太教堂等一系列极端事件的爆发，迫使保守派政府在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打破沉默，在司法上开启追查纳粹余孽的审判。但是，多数德国人只是希望以此摆脱个体对纳粹罪行必须承担的责任，从而结束这段罪恶历史记忆。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对于1958年的乌尔姆别动队审判有70%的民众表示赞许，但也指出“必须肯定普通德国人的无辜性”。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译者: 安尼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17年1月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ab娱乐平台注册入口的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

对于1961年的艾希曼审判有72%民众肯定“艾希曼这类人应受惩罚”，但是59%民众则指出“自己与此无关”。对于1963年的“奥斯维辛审判”，只有60%的民众关注过该审判，而这其中只有一半人认为应“继续追究纳粹罪行”。这表明，德国人民对纳粹历史罪行的记忆沉默，以“推卸责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记忆，在联邦德国初期，不断被压制、被隐藏。德国人民真正打破记忆沉默的僵局、开始集体悔悟，需要等到德国新一代人成长起来的社民党执政时期。

勃兰特时期（1969-1982）

让新一代人来打破沉默

战后出生的青年人一代（生于1938-1948之间）长大，他们不满父辈的统治权威，借口父辈涉及纳粹罪行于1968年发动了青年人运动，推动德国人直面纳粹罪恶历史。

青年人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为依据，通过保留“父辈过去”将历史创伤标准化，以衡量整个社会行为的合理性。1966年阿多诺号召必须引导青年人的思想和行动，以便奥斯维辛悲剧不再重演。马尔库塞则告诫青年人不必害臊父辈罪恶，因为他们可以打破父与子世代的羁绊。因此，青年人选择回避世代关系与历史罪责的联系，罪责必须由与纳粹有染的父辈来背负。1968年11月，女青年克拉斯菲尔德掌掴具有纳粹党身份的总理基辛格，标志青年人直面父辈罪行的高潮。正是在青年人激进行动主义的冲击下，把持政治话语权的老一代人开始主动打破沉默。

《永远活在希特勒阴影下吗?》

译者：丁君君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6月

“历史中的德国曾经是西方的一分子，德国参与构建了西方世界，却不止一次地游离西方之外，最后一次游离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平息青年人运动后，德国自由派政府努力对纳粹罪行表现出悔悟，主要体现为社民党总理勃兰特在外交上施行的“新东方政策”。这一政策以勃兰特的“华沙之跪”为主要分界点，缓和了同东欧原纳粹受害国的外交关系。1970年12月《华沙条约》签署日，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为犹太死难者默哀，勃兰特坚持这一跪的合理性，认为在德国的历史负担下，他做了“一个人所该做的”，如果有人反对，他会提醒他们“不要淡忘那几百万被屠杀者”。“华沙之跪”可以视为德国政府迈出反思纳粹罪行的重要一步，受此影响，大批东欧原纳粹受害国与德国和解，为德国人民的悔悟创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通过60、70年代的调查数据看，德国人民已经具备反省意识并不断深化。对于问题：“你是否认为纳粹政权非正义、罪恶？”1964年有54%的民众赞成；到1978年则有71%的民众赞成。对于“是否追究纳粹罪责？”1969年有67%的民众赞成同过去告别，23%的民众赞成追究到底；1979年有50%的民众赞成同过去告别，36%的民众赞成追究到底。可以说，青年人一代从内部打破沉默记忆、勃兰特从外部推动和解的外交战略，从两方面为反省大屠杀奠定了基础，促使德国人民开始摒弃沉默，具备反省意识的人群不断扩大。但从意识层面看，纳粹罪行历史记忆还未达到统一与规范，而这些则要等到德国统一前后的科尔时期。

科尔时期（1982-1998）

反省历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德国统一前十年，因为有前任勃兰特主导下奠定的悔悟基础，德国人民已经不再回避纳粹历史问题。而等到保守派、基民盟党人科尔上台，这一良好局面则出现短暂波动。科尔期望宣扬德国历史积极面、减少纳粹历史的消极影响，树立德国人新的民族自信。他不断进行淡化纳粹历史记忆的尝试，却遭到激烈地抵制，反而迫使以他为代表的保守派加快推进反省纳粹历史记忆的规范化与永恒化。

代表事件之一是1985年二战纪念活动。活动前夕，里根与科尔一同造访纳粹公墓招致不满，科尔辩称墓地安葬者都是“无力反抗征纳粹强征能力的年轻人”。但慑于民意，在随后的庆典，科尔便改为正视历史罪责的姿态，他坦陈：“大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德国人“不能也不愿意将之遗忘”。

同为基民盟党人的总统魏茨泽克，则在5月8日的演讲中强调德国所有人，无论是否有罪，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承认历史。这一演讲向世界展示了德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基调。当年4月，联邦议院便通过《刑法典》第130条明文规定公开否认或美化纳粹罪行，将处以刑罚，实现了纳粹罪行记忆的制度化。政界的这股反省历史的思流，随后蔓延至知识界。

代表事件之二是1986年关于大屠杀独特性与否的“历史学家之争”。1986年保守派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指出希特勒种族屠杀与20世纪上半叶出现诸多暴力、灭绝事件性质相同，所以奥斯维辛并非独一无二。左派代表哈贝马斯坚持纳粹罪恶的独一无二性，抨击这种将纳粹“灭绝犹太人”不看作是德国“原创行为”的言论。左右两派以此为议题掀起了持续数月的“历史学家之争”，最终左派知识分子获得支持。历史学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迈耶在当年明确肯定“德国在1933年至1945年间所犯下的罪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德国人民的义务就是要恰如其分地记忆这一切。“历史学家之争”在理论层面上深化了德国人民对纳粹罪行性质的理解、刷新了他们的反省意识。

代表事件之三是统一后1996年又一场关于“普通人是否有罪”的争论。1996年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在其著作中指出德国人有能力不参与杀人的活动，但是大部分人抱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心态屠杀了犹太人，也正是排犹主义使普通德国人充满大屠杀的狂热。

德国知识界不愿接受这种罪责普遍化的观点，他们对这种大屠杀惟一论提出异议,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也拒绝接受罪责普遍化的观点，他指出：“罪责永远是个人需要背负的，而非集体应该背负的。”不过，广大德国人民却支持戈德哈根的观点，读者在致《时代周报》的信中指出：“戈德哈根是正确的，这些行刑者都是十分正常的人，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争论在理论上使得承担纳粹罪责的人群扩大至全体德国人民，极大深化了人民的反省意识，促使每个人都开始主动承担纳粹罪责，表明反省价值观在德国社会的基本确立。

结语

理解和尊重德国法律上的禁忌

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不仅是坚持政治正确，更是整个德国社会反省历史后得到的共识。纵观联邦德国战后至今的岁月，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百姓，普遍接受“纳粹罪行独一无二论”、“普通德国人有罪论”，任何否认与美化纳粹历史罪行的行径都会受到抵制和制裁，说明树立历史反省意识已经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无论代际更替、国内外政治风雨变幻，德国都在一步步不间断地推进对历史的反思、深化对历史责任的认识。反省记忆的成果，也通过法律等手段被规范化，于是才有了严苛的涉及历史的规则。

《德意志帝国: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1848-1918)》

译者：李超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10月（预）

“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就是德国的近代史。”

一百多年前由俾斯麦缔造的这个民族国家，显然已摒弃了一战时激进的军国主义、二战时狂热的法西斯主义，不再被视为世界的威胁。德国通过缔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全然融入了欧盟的大家庭，通过接纳难民获得世界的赞誉，也通过对历史的郑重态度，重建着世界对他们的信任。

对于我们来讲，了解德国，不仅仅关乎德国法律上的禁忌，更要从他们的历史遗产和民族精神上理解和尊重他们。也让我们得到借鉴，如何以成熟理智的姿态对待民族的历史遗产。